据不完全统计，近年国内已有20余座城市出台了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或规划，一些城市已经启动实践并取得了初步成效。而最应该向博物馆之城方向努力的，首先是那些历史文化名城。

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在快速文化遗产化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城市形态和内涵，包括一些构成要素和功能需求等，都会发生新的变化；但是人与财富等资源的聚集程度总体来说是在不断提高，不仅古今荟萃，而且物品交换、内涵更新和人员流动等也越来越快，功能与意义不断拓展，很多财富已不完全是为了生活与管理等日常行为之需，更多是为了交换交流，包括传播人类文明的信息与价值观念，塑造社会的意识形态——因此，城市中的有形和无形遗产在快速文化遗产化，将一些城市定名为历史文化名城，即意味着人们对于城市遗产的文化自觉，意味着要在保存、传承、弘扬基础上支撑城市继续创新发展。这正是博物馆作为重要手段和工具可以发挥作用的领域。

“博物馆之城”不仅意味着在一个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

博物馆不仅收藏、保存人类遗产，而且也越来越重视以真、美、善的形式与符合时代要求的价值导向，来对各类遗产进行保存、诠释、展示、传播，组织其与人的交互体验等。博物馆不仅重视传统的可移动文物的收藏保管和展览，也越来越重视和社区、所在地及周边环境的整合兼容以及整体视觉与认同形象的经营。社区、生态、户外博物馆等已经成为博物馆大家庭中的新类型。因此，在经济社会转型和城市发展升级过程中，国内外都有一些遗产资源富集的城市明确提出建设博物馆之城的目标，自然有其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合理性。

改革开放尤其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博物馆虽然经历了快速发展，但仅从人均数量来看，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更为重要的是，博物馆之城不仅是在一个城市里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而且要把提升博物馆质量、完善博物馆体系摆到更高的位置，使博物馆结构合理、布局完善、运行良好，从而实现和城市生活、生产等更普遍而紧密的关联。这样的城市，自然也应该包括博物馆建筑之外的城市其他视觉资源，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的博物馆化处理与管理。如此才能真正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博物馆之城。

这一点，其实和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及可持续发展需求是相契合的。

探索在社会空间里构建涵盖古往今来的物人关系

遗产资源丰富，可移动文物当然应以各类博物馆为最佳归宿并规划适当的博物馆体系；历史文化名城中往往古建筑多，古建筑本身就是现成的视觉文化符号，然而有些建筑的传统功能已经消失，需要进行新功能探索，博物馆也往往是较好选择，博物馆化的古建筑，正可以实现里里外外的保护、诠释和展示；还有历史文化名城中集中连片分布的历史街区、名胜景区等，往往需要有整体性保护和展示诠释，可以将一座博物馆作为其窗口或其中的点睛之作，和其整体风貌融为一体，并提升公众对其认知和欣赏。

历史文化名城日常生活生产中积淀的文化素质非常丰厚，包括非遗等，都可以和社区博物馆、生态博物馆、非遗馆等结合起来开展保护传承工作。此外，历史文化名城也往往旅游需求比较旺盛，外来游客较多，当然也可以据此为其提供更多品类的博物馆文化供给和服务，比如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结合博物馆之城建设规划建设自然、科技、科学、艺术、美术类的现代博物馆等，将其作为发挥现代城市提高公众素质、发展城市文化产业的抓手。

城市的发展一方面隔开了人与物尤其是自然之物的距离，另一方面也在集成性空间里富集了更多不同类型的物与人，因此，建设博物馆之城，不仅是简单的建设更多的博物馆，而应是文化遗产、资源和城市形象整体性的视觉规划与管理以及价值提升和呈现关联，以探索在新的社会空间里构建涵盖古往今来的新型合理的物人关系。遗产的博物馆化既意味着包括具体而丰富的内容，也应该有从整体到细节的合理定位、提升、呈现和管理运行，以期实现继承中的创新发展以及文化、经济和社会等效益的最大化。

后疫情时代，人工智能如何驱动数字经济持续飞速发展？今年博鳌亚洲论坛设置了“后疫情时代的人工智能”等分论坛，与会嘉宾深度探讨人工智能在技术、场景、需求等方面的突破与发展，共同描绘人工智能时代的新蓝图。

1956年，“人工智能”这门新兴学科正式诞生。65年来，全球涌现出各种各样的人工智能技术，从自动推理、搜索方法到机器学习、知识获取，越来越多的技术“融合创新”使得人工智能现在的研究算法和早些年有很大的不同。百度首席技术官王海峰在会上分享了深度学习平台和AI芯片的融合创新，“以百度为例，飞桨是深度学习平台，但我们并不仅仅是做深度学习这样一套算法平台，而是跟更底层的芯片结合起来。有了百度昆仑芯片跟飞桨深度学习平台的联合优化，使效果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

目前，百度飞桨已凝聚超265万开发者，服务10万家企业，基于飞桨平台创建了超过34万个模型，在城市、工业、电力、通信等很多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都有飞桨在发挥作用。王海峰说：“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今天，从科学研究的角度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复杂，但从应用的角度实际上门槛在不断降低。”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小样本、低能耗的人工智能技术，比如量子计算，如果实现带来突破，会对计算架构带来根本性的变化。

2021年，人工智能行业迎来政策红利大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多次提到“人工智能”，以其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将成为我国“十四五”期间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技术保障和核心驱动力之一。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杜兰表示，立足于应用场景驱动，认知智能行业应用不断落地，智慧教育、智能医疗、智慧城市、智能客服、智慧司法，将实实在在解决社会刚需。“比如第二波输入性病例增加的时候，机场、海关、社区工作人员拿着科大讯飞翻译器和国外的来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机器人也参与了武汉3500万人的排查，最后还到了韩国进行疫情防控”。而在教育领域，根据学生的个性化学习的特点，给每个人推送不同的知识图谱等也是科大讯飞当前的重点工作。

提到人工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这一趋势成为嘉宾们的普遍共识。网易有道高级副总裁刘韧磊指出，“未来，每个人都能训练自己的人工智能产品。比如，父母可以把人工智能产品训练成自己的声音，为孩子讲故事、教英语，其实是换了一种陪伴方式。”杜兰也表示，人机共存时代的情感诉求愈发迫切。未来人工智能能做到机器对话中的情绪识别和情绪合成，人工智能将助推识别并解决情感诉求，让社会更加有温度。

杜兰表示，人工智能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语义理解等技术，可以帮助解决老年人“看不清字”“打字速度慢”等痛点问题，让他们非常方便地使用人工智能应用和外界进行交流。而人工智能在老年人身体机能、情感陪护和社区治理等方面发挥出的重要作用，让其成为老年人的“亲朋好友”，在“科技适老”方面体现出极大价值。

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杨燕青表示，新冠肺炎疫情之后数字经济在各个场景的落地加快，人工智能是数字化转型的核心驱动力。在未来20至30年，“我们可以从今天狭义的人工智能发展到通用人工智能。这不仅需要政府、企业做很多事，且标准治理、伦理、价值观也非常重要”。

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

四川，广汉，三星堆。

一场正在此间进行的考古发掘，再次令热搜为之沸腾。

金面具残片、鸟型金饰片、青铜神树、精美牙雕残件……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目前已出土重要文物500余件。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在三星堆“祭祀区”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看来，值得关注的不仅仅是精美的出土文物。

“此次考古发掘秉持的精细发掘理念，采用的多种现代科技手段，构建的考古发掘现场预防性保护新模式，可以说，为今后考古发掘和研究树起了一个新标杆。”王巍3月21日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田野考古到实验室考古

考古发掘舱、集成发掘平台、多功能发掘操作系统……一位在文物报道领域深耕多年的记者，亲临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后也不禁感叹：现场太震撼了，考古科技刷新认知！

过去的田野考古工作，更多的是在露天条件下开展，此次考古发掘不仅搭建了现代化的考古发掘大棚，为了更好地保护出土文物，尤其是脆弱的有机质文物，还专门建造了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等设施。在王巍看来，此次考古发掘的硬件条件在过去是难以想象的，可以说集成了迄今为止国内最好的，甚至是世界上最好的考古发掘设施。

“此次考古发掘运用了很多新的技术和设备，把原先的田野考古发掘变为了实验室考古发掘，相当于把整个发掘现场搬进了实验室。”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华举例道，“在恒温恒湿的玻璃方舱内，通过电子显微镜、三维激光扫描和三维摄影建模等，就可以不间断地发掘、发现、记录那些细小的遗存现象。”

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彭小军表示，借助高科技手段，开展更为精细的考古发掘工作，有利于更多地提取遗址中的多学科信息，更好地还原当时的历史场景，或能弥补20世纪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1号和2号坑进行发掘时留下的一些缺憾，能对这些坑的性质有所明判。

为明确年代提供实锤

一直以来，围绕三星堆遗址，有多个长期悬而未解的学术问题，比如最基本的年代问题和性质问题。

“受当时技术水平、采样质量和数量等因素影响，多年前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碳14测年，所得到的年代结果为公元前2000年左右，和用其他方式获取的考古学信息相比，大家普遍认为这一结果明显偏早。”孙华指出。

三星堆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结合出土器物形制、风格和地层关系等多种信息来进行类比和交叉断代是考古学中常用的方法。然而，学界对南方地区出土的青铜器的认识存在很多分歧。因此，对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判定也是众说纷纭，有学者认为是商中期，也有学者认为是春秋时期。

孙华介绍，不同于过去三星堆1号和2号坑的碳14年代测定，这次三星堆考古在采样方面，标本数量更多，标本选择也更恰当；在标本测量方面，采用了精确度和灵敏度更高的加速器质谱仪，可以将测年误差控制在正负25年之内。

“尽管最终的测年结果还没有正式发布，我们相信，这次的工作可以为精准测定三星堆遗址年代问题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孙华说。

3D打印给文物穿上“护身服”

此前评价科技手段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的作用时，王巍曾经打过一个比方，可谓是给考古工作增加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此次，科技手段在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中的新应用，则给王巍带来更多的惊喜。

青铜器在地下埋藏了数千年，往往有锈蚀、斑驳，甚至断裂等。以往在保护出土青铜器时，通常是在青铜器外面包上薄膜、软布，再用石膏进行固定。而此次发掘中，则采用3D打印技术，打印出非常逼真的青铜器模型，接着在模型上涂上半凝固的硅胶材料，形成一个硅胶保护套。然后，将这层硅胶保护套“穿”在出土的青铜器上，形成贴身“防护服”，外面再用石膏固定。

“当然，3D打印技术已经应用了一段时间了，在文物修复中也得到了较多应用，但用在对刚出土的青铜器的保护上，据我所知，这还是第一次，可以有效避免可能对青铜器带来的损坏。这种创新型应用，值得点赞。”王巍说。

采访中，王巍一再强调，目前对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仅仅只是个开始，随着对新发现“祭祀坑”的精细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不断丰富和刷新人们对于古蜀文明的认知，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历史进程研究提供更多实物资料。

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中，3号坑以大量的青铜器和象牙遗存居多，但历史的信息不仅仅是蕴藏在这些肉眼可见的器物中，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利用各种功能强大的放大镜，考古队员同样在一块块土样和灰烬中获得重要发现。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队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 郭建波： 我们在3号坑青铜面具的耳朵旁边取的土样，在一小点的土壤上面、土块上面我们找到了有经纬组织的纺织品痕迹，初步判断，它是一种丝织品。

这块经纬组织结构清晰，长度仅有1毫米多，宽度不足1毫米，如此微小的文物是怎么被发现的呢？考古专家介绍，丝织物腐蚀或者老化之后，溶到土壤里面会导致土壤局部的颜色发生变化，黄色的土壤变成黑色或者灰色，根据以往的经验，这些颜色较重的土壤有丝织物残留的可能性往往较大。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队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 郭建波： 我们在取样的时候就会着重来取这方面的一些土壤，来进行一个全面的面扫描观测，比方说我们用电子显微镜观察它的形貌，观察它的截面、观察它的表面；还有比方说红外也可以测定它是不是一种丝织品，这只是一个初步的基本判断。我们后面还有比方说丝蛋白的鉴定，就是酶联免疫法来鉴定它是否有丝蛋白的存在，这个就是佐证看到的遗迹或者残留物它是不是真正的丝织品。

据介绍，此前在三星堆4号发掘坑不同点位、不同深度的土壤样本中，通过科技检测分析已经确定了丝蛋白的存在，证实了临近的4号坑确实有丝织物存在过。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队队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中心馆员 郭建波： 这次发现的丝织物经纬组织结构比4号坑发现的还更清晰一些，虽然它比较小，但是也基本上能够确定我们在3号坑肯定有丝织品痕迹的一个发现。那么能不能发现更大块，或者甚至能不能发现它的实物存在，那就希望接下来在发掘过程中有一个更惊喜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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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跨界”参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流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新的“中国风”已成设计风尚

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风”设计，一定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

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突破，让传统文化元素与不同文化语言进行融合重构

央视牛年春晚上，时装走秀节目《山水霓裳》在宛若幻境的景致中展现中国服饰之美，引发关注的同时，也让“中国风”再次成为热议话题。不单单是服饰设计，近年来，在动漫、游戏、建筑、广告、工艺美术等各个设计领域，都不约而同地涌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挖掘和对中华美学精神的演绎。民族传统与现代时尚碰撞，形成强劲的“中国风”设计潮流，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一种既古老又年轻的形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鲜明的文化自信、主动的设计意识和开放的市场视野，成就“中国风”设计新潮流

早在17到18世纪，伴随东西方之间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带有独特东方韵味的刺绣、陶瓷等中国工艺品深受西方世界欢迎，其纹样、色彩、工艺技法等对西方的绘画、建筑、工艺美术设计、服装服饰设计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在后来流行的巴洛克艺术、洛可可艺术中都能看到中国艺术风格的影子。

在这之后，“风从东方来”的现象时有发生。中国的民族服装、动画电影《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都曾以鲜明的民族风格和独具魅力的艺术形式赢得世界目光。成立于1956年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建校宗旨就是为了将中国传统的工艺美术、装饰艺术融入现代设计，以庞薰琹、张光宇为代表的先行者拿出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设计教育和设计行业的发展，结合本土元素进行商业设计的探索渐渐出现。1992年深圳举办中国首届“平面设计在中国”大展，其中一些代表作品既体现出对国际现代设计潮流的融入热情，也表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意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影响力得到更广泛的传播。传统文化“跨界”参与当代艺术设计、融入现代文化潮流的优秀实践大量涌现，一股新的“中国风”已成设计风尚。无论是时尚大牌对传统织锦工艺、祥云图案、青绿水墨的娴熟运用，还是动画电影《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融合传统魅力与年轻活力的视觉风格，抑或是电子游戏从角色、场景到道具对神话题材的审美挖掘……这股“中国风”既不同于几百年前在欧洲流行的异国情调，也与近几十年来对工艺美术现代道路的探索不尽相同。其最大特点表现为鲜明的文化自信和主动的设计意识，是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和把握之后，立足当代社会生活，结合现代设计理念的创造创新；这股“中国风”也普遍更具市场视野，对时代脉动和受众需求更敏感，更具融合、跨界的特质，自觉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工艺体现设计之美。

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深处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形成了一条未曾间断的传承脉络。对“中国风”设计来说，这是一个拥有丰富形式、深刻内涵和无穷魅力的中华文化资源宝库。文献典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叙事资源浩如烟海，书法、绘画、篆刻、雕塑、音乐、戏曲、舞蹈等艺术形式各有千秋，建筑园林、染织服装、器物用品等工艺美术数不胜数……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库，如何取用，怎样转化，以什么样的设计方法呈现怎样的视觉语言，尤其考验设计师的眼光与功力。

以中国元素为抓手，焕发经典元素的活力。所谓中国元素，是指经过漫长的历史凝练而形成的、具有典型中华文化内涵的元素，如极有辨识度的汉字、水墨、书法、青花瓷、京剧脸谱等。“中国风”设计一般以中国元素为表现形式，但这种表现不是简单堆砌与罗列，而是力求地道、考究，还要充分挖掘转化活化的可能，使其成为设计创新的活跃因子。电影《黄金时代》海报设计中，宋体字的撇捺横竖点成为人物行走的森林，意指电影的主人公们在文学文化的世界游走、抉择、冲撞，汉字的间架美感与文化气息跃然纸上。2008年北京奥运会会徽“舞动的北京”，设计形式来源于篆刻肖形印，篆刻艺术刚柔并济的力道、中华文化悠久的历史、北京开放的姿态、人物奔跑的动感，多重意蕴融于一方印中，大气庄重又充满活力。这些都是巧用中国元素、将传统韵味和现代气息相结合的优秀案例。

以中华美学为基础，营造深具传统韵味的意境。一些设计尽管没有使用明确的中国元素，但因为传递出中华文化所特有的意境，依然被称作“中国风”。中国色就是这种意境的一个重要来源。中华传统艺术和工艺美术数千年来积淀了极具特色的色彩体系。和西方更注重光线作用下的“明暗”不同，中国传统色彩通常建立在原始色彩基础上。朱砂、霁色、秋香、铜绿、藕荷、青莲，这些传统颜色尤其体现自然和谐之道，饱满淋漓与含蓄蕴藉并行不悖。宋代青绿山水画中抽象而悦目的石青、石绿，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古绢的棕黄色与鲜艳的矿物颜料的奇妙相称，甚至连岁月与时间也是这种色彩印象的参与者——敦煌艺术鲜艳的色彩经过时间雕刻呈现出特别的东方韵味。而今，经过现代设计理念和社会生活的“洗礼”，传统色彩在设计师手下继续绽放美感。曾经在敦煌壁画中大放光彩的颜色被用于手机产品设计，给人一种时光倒流、梦回敦煌的视觉感受。

以精神思想为旨归，实现形神兼备的继承转化。真正有生命力的“中国风”设计，一定是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设计。传统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中有许多与现代生活和现代设计相契的地方，比如对于天人合一、大道至简、雅趣天成、自然素朴的追求，强调少即是多、不要过多人为修饰的思想，就与现代工业设计追求简洁精致的美学不谋而合。这也意味着对传统的挖掘运用要超越“形”的借鉴，做到“意”的延伸，进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思想深处。设计过程离不开对各种书籍文献的学习与查证，深入学习和体会中华传统哲学、美学等文化精髓，追求理论与实践结合，赋予视觉语言以更厚重的文化内涵和精神意蕴。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让流动的传统对接生动的当代

生活是设计的源泉。现代艺术设计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只有结合衣食住用行的社会生活，才能拉近设计与受众的关系。历史地看，许多民间艺术和民间工艺之所以能流传至今，基本上都离不开与社会生活的结合。剪纸、皮影、泥人、年画等表现出来的丰富的装饰变形、艳丽的色彩、吉祥的寓意以及大俗大雅的审美取向，背后就有深刻的大众审美需求和心理基础。“万字不到头”“喜相逢”“祥云吉水”等民间艺术的图案样式，也寄寓人们朴素美好的生活愿景。民间工艺中广泛应用的烧制、染织、缂丝、珐琅、彩塑、镶嵌等传统技法，更是因为普遍的生活生产需要而延续至今。

这些提醒我们，今天的“中国风”设计不能满足于新人耳目，还要走近大众，结合并且融入当代生活，在新的语境中实现设计功用、激发文化魅力。故宫文创之所以能成为国内文创设计的“网红”，正是由于其既呈现文物之美，亦呈现文物之趣，表现文创的历史文化意义，也挖掘文创的日常实用价值，真正把设计落到了生活里。即使是甲骨文这样古老的文化符号，通过创意设计，也能激发出活化传播的诸多可能性。近年出现的甲骨文设计字库、甲骨文表情包以及大量有趣的文创产品、交互设计，充分结合现代设计语言和媒体技术，调动起年轻人对古老文字及其文化内涵的运用热情。

寻找新语境、新入口因而尤为重要。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它随着时代变化发展不断形成新的内涵与形式。要想让流动的传统与生动的当代对接，就得有意识地突破，让传统文化元素与不同文化语言融合重构。草书与涂鸦混搭、水墨与游戏海报结合、文物国宝与科技产品联手……有了不拘一格的融合尝试，才能找到设计与当代社会新的沟通方式。同时，也要突破艺术与技术以及手工设计与数字化、产业化之间的界限，给设计注入科技含量。善于借助产业力量，让大众在更多样化的中国风作品中感受设计之美。

客观地说，中国风设计要想成为一种极具识别性的、广泛认同的、真正融入人们生活的设计风格，还有一段路要走。除了需要在挖掘传统上下功夫，还需要设计思维方法的训练和设计教育体系的完善，系统提升设计师对东方设计美学与设计方法的认识，需要更多领域更多行业的合力推进。如此，才能让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得到更有力的彰显和更广泛的传播。